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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深刻的悲劇衝突,雙方不存在對錯,只是兩方都有充分的理由片面衝撞。雙方都很偉大高尚,但也因自己的偉大和高尚,又都無法讓步。」──黑格爾《美學講演錄》[1]。

  《白玫瑰一九四三》正是黑格爾筆下最深刻的悲劇衝突,而且深深地洗滌我的心靈。在本片中我看到了許多各自有充分理由的衝撞。

  首先,民主自由的追求與民族榮耀的衝突。Scholl兄妹為了人性尊嚴、為了追求人性化的世界,不惜賠上自己的性命,呼籲德意志民族應該團結反抗極權的納粹政府。所謂英雄,或許就是犧牲自己的一切,去捍衛我們當代人伸手可及的小事吧!然而,劇中調查官的一席話卻也深深的撼動我心:「要是沒有領袖,我的家鄉被法國佔領、因為失業老母親痛苦、小孩挨餓、德意志民族被全歐鄙視!萬惡的凡爾賽條約!」對該調查官而言,希特勒的確是他的大恩人,也確實讓他的小孩得以溫飽甚至可以讀書。此外,人民法院院長Roland Freisler說「這是場民意所歸的戰爭!」當然極權主義常藉「人民」之口,行殘暴統治之實。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在一戰戰敗的歷史脈絡下,德國人民極須一個強人帶領他們走出傷痛。

  孰是孰非呢?倘若我們將一切的原罪加諸在每一個NSDAP黨員身上,似乎也有失公允。

  其次,是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與自然法論(Natural Law Theory)的衝突。在Sophie Scholl 與調查員的爭執中,Scholl主張納粹惡法違反正義是不應被遵守的法律,而調查員則是以「這是通過民主程序、有民意基礎的法律」以茲回應。前者乃自然法的觀點,後者為法實證主義的論述。此兩種主義的爭論在法理學史上是爭論不休的議題,威瑪共和的失敗及希特勒透過民主的方式崛起也促成了二十世紀中其自然法主義的復興。法律究竟是主權者的命令[2] 抑或人類合理理性之展現?

  孰是孰非呢?雙方都有著充分正當的理由,爭辯著這個永無止境的命題。

  「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黑格爾如是說。無奈,現今我們仍舊看到委內瑞拉在今年透過民主破壞民主;俄國透過雙首長制及修憲為普丁擴權‧‧‧‧‧‧。我真誠的希望,人類在第二次大戰的浩劫之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能夠真正的巔覆這句話,讓悲劇不再發生。


註釋
[1]此為黑格爾對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 Ἀντιγόνη )之評論。
[2]此為法實證主義大家John Austin之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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